粵港澳大灣區與國內外灣區之別

自2017年初李克強總理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正式納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大灣區規劃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與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同，並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延伸，粵港澳大灣區就成為香港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當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見證下，國家發改委、廣東省、香港和澳門三地政府在香港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框架協議》確立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合作重點領域，包括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以及支持重大合作平臺建設。

《框架協議》的合作目標包括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這些目標在2019年2月18日國務院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剛要」內作了更具體的規劃部署。

從大灣區列入國家發展計劃，到《框架協議》的簽訂和《規劃剛要》的出臺，都顯示了大灣區在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但它與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以致其他區域，除了地理、資源和產業的差別之外還有甚麼分別？在眾多的區域發展計劃中，大灣區有著甚麼特別的使命和角色？

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我國其他的發展區域

在《規劃剛要》的前言裡，提到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兩點戰略意義：推動國家全面開放和一國兩制。大灣區不單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而且因為它包括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奉行自由港，獨立關稅區等一國兩制獨特的體制，使粵港澳大灣區比國內其他區域在開放中有其特別的條件和地位。細觀當前國家主要的對外開放舉措，如自貿區，自貿港等，很大程度是把港澳兩個特區自由港裡有關商品、服務、資金、人員、資訊和技術跨境自由流動的積極元素引入到內地各試點省區，從而帶動當地以致更廣泛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發展。

當然，基於上述理解，也有人認為一旦這些自貿區和自貿港試點把港澳的自由港好處都學到用好，一國兩制對國家開放的價值就會減少。也就是說，自貿區和自貿港的成功會起到取代港澳兩地推動國家開放的作用。持這觀點者有一基本假設：港澳當前開放程度是不變的，只要國內試點地區追趕上港澳的開放度，那開放就不再需要港澳和一國兩制。

從過去40多年國家開放的歷史看，要在個別領域的開放度上追上以致超越港澳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這並不代表港澳推動國家開放的作用在減少。因為開放是動態的，是需要因應國家發展和全球經濟的變化而改變的。只要國家繼續發展，全球經濟不斷變化，開放的形式、方法、對策也要改變。一國兩制的特點，就是一方面容許相對接近國外體制的港澳對國外變化作出反應，另一方面讓國內相關開放試點，包括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尋找符合國內發展需要的開放對策。兩制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為取代。

上面陳述的關係聽起來比較抽象，但現實的具體例子並不難找。譬如說國際貿易，這個我國開放最早的領域。過去40多年，國內對外貿易從數量到商品種類以至貿易夥伴都超越了港澳，但港澳在國家持續發展國際貿易的地位還是非常重要，只是重點已經從過去的提高加工貿易和開拓傳統市場轉移到助力出口企業轉型升級，推動進口，發展服務、技術和離岸貿易等新領域。在全球供應鏈新一輪調整和國際貿易體制面臨戰後最嚴重衝擊的大環境下，可以預見港澳對國家在貿易領域的進一步開放中將會擔負起新的角色。

所以，如何更好地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推動國家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將會是大灣區發展的關鍵。這也正好解答了那些認為大灣區是為了同化港澳，把兩制變成一制的疑慮。

當然，要推動區域合作和融合，需要在制度、政策上作出協調和銜接，但這不能等同於完全消除兩制差異。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能需要對大灣區這個名稱加一個註腳，比照一下國外的經驗和例子。

粵港澳大灣區也不同於其他外國的灣區

從官方到民間，大灣區經常被引述為一個類似於其他經濟發達灣區的區域發展計劃，特別是東京灣區、紐約大都會區和三藩市灣區。上述三地也確實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標示：東京灣區作為全球最發達的先進製造業中心、紐約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三藩市灣區作為當今科創產業的龍頭，他們的發展經驗對粵港澳大灣區都有重要的啟示。但作為在同一制度下發展出來的經濟區域，他們與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的制度環境又有很大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