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與香港

大灣區的意義和地位

綜觀全球幾個主要灣區經濟(包括東京灣區、紐約大都會區和三藩市灣區，見下表)，粵港澳大灣區[1]的發展速度最快，港口、機場容量最大，人口和土地面積最多。但在人均産值、第三産業發展水平等都相對滯後，反映發展潛力巨大。如果各灣區按當前增長速度發展，五年之內粵港澳大灣區的産值將達兩萬一千億美元，超越其他三大灣區。

註：
¹ 以當時市價計算
² 2016年數
³ 2015年數
⁴ 2015年1美元平均兌換率為121.03日圓

三藩市灣區包括環繞舊金山灣的9郡地區。紐約大都會區包括紐約(New York)、紐華克(Newark)、澤西 (Jersey)和周邊的25郡。東京灣區包括東京都和周邊7縣。
資料來源：各地區政府統計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有一個與衆不同的條件，就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差異。在同一個灣區內有兩個實行資本主義但內容各異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實行社會主義的其餘大部份地區。這不單是其他國家的灣區所沒有，就是中國其他的灣區也沒有。

這「一國兩制」的制度差別對大灣區的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方面，制度差異對區內經濟社會的融合構成障礙，限制了區內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防礙了區內企業、機構的平等競爭和深度整合，造成因區內制度差異而出現的尋租行爲和矛盾等。但另一方面，不同體制可互爲補充，譬如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多元體制的平行共存也爲國家體制改革提供參考和實驗的場地，這可見諸人民幣國際化在香港開展的經驗。如何揚「一國兩制」之長，避制度差異之短，將會是大灣區發展的關鍵。

相對於中國沿海其他主要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是最市場化、最開放、和最國際化的一個。這三個特點使粵港澳大灣區在三方面肩負著重要的意義和地位：

1. 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
2. 助力「一帶一路」的全方位開放
3. 加速中國經濟與國際的融合和接軌，爲全球經濟的整合復蘇增添動力

所以，大灣區的整合應該以進一步推動整個灣區的市場化和國際化爲原則。這需要大灣區通過不同層次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去協調，與利用計劃和市場等不同機制去推動合作。

政府層面的協作應主要在掃除粵港澳三地之間的體制、政策障礙以及强化基建聯通及技術標準、專業資格的協調融合。在這方面，有關頂層設計的體制政策協調，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處理，包括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國家發改委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動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03年開始中央與港澳分別簽訂的CEPA和有關的補充與子協議等。

其次，灣區內各政府間的協調應著眼於爲灣區內各市以至各不同的産業提供一個跨灣區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由市場化發展的角度出發，透過商業運作，讓市場參與者决定以何種方式進行競爭、合作，以達至更大效益。除了政府層面，灣區內應考慮成立不同層面的跨區協調合作機制，調動行業、社團等專業、社會組織，推動私營部門的交流合作，提升行業水平，透過商業運作，促進資源配置。

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

作爲灣區內最開放，最國際化，和最市場化的都市，香港在推動整個灣區的發展有其獨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作爲一個自由港，在生産要素的流動方面香港也是最自由的地方。香港在灣區發展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動整個灣區更開放，更國際化，更市場化，和生産要素在區內外的更自由流動。

上述的功能分工將具體體現在個別行業的發展上，如金融、航運、商貿、專業服務等。在「一國兩制」下，借助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優勢，既利用大灣區的特殊條件發展出香港的國際特色，亦擔當推動大灣區內整行業國際化的推手。譬如在金融方面，香港可借助大灣區龐大的經貿體量以鞏固其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帶動大灣區的金融開放和改革。同樣地，香港的航運、商貿，專業服務和其他主要行業也應該繼續發揮對外聯繫的國際中心和平台角色，結合大灣區內聯腹地的優勢，提升整個灣區對更廣泛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

[1] 按當前通行理解，粵港澳大灣區在本文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珠江三角洲九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珠海、肇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