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外湾区之别

自2017年初李克强总理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正式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湾区规划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同，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粤港澳大湾区就成为香港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证下，国家发改委、广东省、香港和澳门三地政府在香港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确立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合作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以及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框架协议》的合作目标包括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这些目标在2019年2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刚要」内作了更具体的规划部署。

从大湾区列入国家发展计划，到《框架协议》的签订和《规划刚要》的出台，都显示了大湾区在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它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以致其他区域，除了地理、资源和产业的差别之外还有甚么分别？在众多的区域发展计划中，大湾区有著甚么特别的使命和角色？

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我国其他的发展区域

在《规划刚要》的前言里，提到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点战略意义：推动国家全面开放和一国两制。大湾区不单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而且因为它包括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奉行自由港，独立关税区等一国两制独特的体制，使粤港澳大湾区比国内其他区域在开放中有其特别的条件和地位。细观当前国家主要的对外开放举措，如自贸区，自贸港等，很大程度是把港澳两个特区自由港里有关商品、服务、资金、人员、资讯和技术跨境自由流动的积极元素引入到内地各试点省区，从而带动当地以致更广泛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

当然，基于上述理解，也有人认为一旦这些自贸区和自贸港试点把港澳的自由港好处都学到用好，一国两制对国家开放的价值就会减少。也就是说，自贸区和自贸港的成功会起到取代港澳两地推动国家开放的作用。持这观点者有一基本假设：港澳当前开放程度是不变的，只要国内试点地区追赶上港澳的开放度，那开放就不再需要港澳和一国两制。

从过去40多年国家开放的历史看，要在个别领域的开放度上追上以致超越港澳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并不代表港澳推动国家开放的作用在减少。因为开放是动态的，是需要因应国家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变化而改变的。只要国家继续发展，全球经济不断变化，开放的形式、方法、对策也要改变。一国两制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容许相对接近国外体制的港澳对国外变化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让国内相关开放试点，包括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寻找符合国内发展需要的开放对策。两制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不是互为取代。

上面陈述的关系听起来比较抽象，但现实的具体例子并不难找。譬如说国际贸易，这个我国开放最早的领域。过去40多年，国内对外贸易从数量到商品种类以至贸易伙伴都超越了港澳，但港澳在国家持续发展国际贸易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只是重点已经从过去的提高加工贸易和开拓传统市场转移到助力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推动进口，发展服务、技术和离岸贸易等新领域。在全球供应链新一轮调整和国际贸易体制面临战后最严重冲击的大环境下，可以预见港澳对国家在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中将会担负起新的角色。

所以，如何更好地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推动国家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将会是大湾区发展的关键。这也正好解答了那些认为大湾区是为了同化港澳，把两制变成一制的疑虑。

当然，要推动区域合作和融合，需要在制度、政策上作出协调和衔接，但这不能等同于完全消除两制差异。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能需要对大湾区这个名称加一个注脚，比照一下国外的经验和例子。

粤港澳大湾区也不同于其他外国的湾区

从官方到民间，大湾区经常被引述为一个类似于其他经济发达湾区的区域发展计划，特别是东京湾区、纽约大都会区和三藩市湾区。上述三地也确实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标示：东京湾区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纽约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三藩市湾区作为当今科创产业的龙头，他们的发展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都有重要的启示。但作为在同一制度下发展出来的经济区域，他们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又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