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与香港

大湾区的意义和地位

综观全球几个主要湾区经济(包括东京湾区、纽约大都会区和三藩市湾区，见下表)，粤港澳大湾区[1]的发展速度最快，港口、机场容量最大，人口和土地面积最多。但在人均産值、第三産业发展水平等都相对滞后，反映发展潜力巨大。如果各湾区按当前增长速度发展，五年之内粤港澳大湾区的産值将达两万一千亿美元，超越其它三大湾区。

注：
¹ 以当时市价计算
² 2016年数
³ 2015年数
⁴ 2015年1美元平均兑换率为121.03日圆

三藩市湾区包括环绕旧金山湾的9郡地区。纽约大都会区包括纽约(New York)、纽华克(Newark)、泽西 (Jersey)和周边的25郡。东京湾区包括东京都和周边7县。
资料来源：各地区政府统计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有一个与衆不同的条件，就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异。在同一个湾区内有两个实行资本主义但内容各异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其余大部份地区。这不单是其它国家的湾区所没有，就是中国其它的湾区也没有。

这「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别对大湾区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方面，制度差异对区内经济社会的融合构成障碍，限制了区内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动，防碍了区内企业、机构的平等竞争和深度整合，造成因区内制度差异而出现的寻租行爲和矛盾等。但另一方面，不同体制可互爲补充，譬如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多元体制的平行共存也爲国家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实验的场地，这可见诸人民币国际化在香港开展的经验。如何扬「一国两制」之长，避制度差异之短，将会是大湾区发展的关键。

相对于中国沿海其它主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最市场化、最开放、和最国际化的一个。这三个特点使粤港澳大湾区在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1. 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2. 助力「一带一路」的全方位开放
3. 加速中国经济与国际的融合和接轨，爲全球经济的整合复苏增添动力

所以，大湾区的整合应该以进一步推动整个湾区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爲原则。这需要大湾区通过不同层次的官方和民间机构去协调，与利用计划和市场等不同机制去推动合作。

政府层面的协作应主要在扫除粤港澳三地之间的体制、政策障碍以及强化基建联通及技术标准、专业资格的协调融合。在这方面，有关顶层设计的体制政策协调，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处理，包括由粤、港、澳三地政府和国家发改委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动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03年开始中央与港澳分别签订的CEPA和有关的补充与子协议等。

其次，湾区内各政府间的协调应着眼于爲湾区内各市以至各不同的産业提供一个跨湾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由市场化发展的角度出发，透过商业运作，让市场参与者决定以何种方式进行竞争、合作，以达至更大效益。除了政府层面，湾区内应考虑成立不同层面的跨区协调合作机制，调动行业、社团等专业、社会组织，推动私营部门的交流合作，提升行业水平，透过商业运作，促进资源配置。

香港在大湾区的角色

作爲湾区内最开放，最国际化，和最市场化的都市，香港在推动整个湾区的发展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作爲一个自由港，在生産要素的流动方面香港也是最自由的地方。香港在湾区发展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整个湾区更开放，更国际化，更市场化，和生産要素在区内外的更自由流动。

上述的功能分工将具体体现在个别行业的发展上，如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服务等。在「一国两制」下，借助香港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优势，既利用大湾区的特殊条件发展出香港的国际特色，亦担当推动大湾区内整行业国际化的推手。譬如在金融方面，香港可借助大湾区庞大的经贸体量以巩固其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带动大湾区的金融开放和改革。同样地，香港的航运、商贸，专业服务和其它主要行业也应该继续发挥对外联系的国际中心和平台角色，结合大湾区内联腹地的优势，提升整个湾区对更广泛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

[1] 按当前通行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文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珠江三角洲九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珠海、肇庆。